不久前，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我的杂文随笔集《不读才子书》。诗人雷抒雁见了笑着说：“你应该改个书名，或干脆再写一本，就叫《才子不读书》”。

　　后来我认真地想了想，他说的并非完全是笑谈。如今有些自命“才子”的头面人物，真就很少读书，尤其不读经典，最多翻翻“选刊”、“文摘”什么的，或是浏览浏览网页。

　　有一位先生写了一部4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，投给了一家出版社，也算他运气好，碰上一位很有责任心的编辑，尽管书写得很不好看，编辑还是耐着性子将书稿读完，并邀请作者来出版社面谈一次。编辑是位很含蓄的人，谈了一些书中精彩的片断，指出不足时也多是点到为止，着重奉劝他多读一些书，还给他开了一个古今中外名家书目。

　　那人听了大不以为然：“你这是怎么说话哪，我是要当‘作者’，并不是想当‘读者’，读那么多书干啥”。

　　这或许是一个经过演义的笑话，但是它却比较真实地反映了一部分人，不读书却要写书，不读经典却想写出经典的浮躁心理与急功近利的心态。

　　宋真宗年间，在成都做官的张咏听说朋友寇准做了宰相，对属下说：“寇准是个奇才，可惜的是读书太少”。张咏与寇准是至交，想到一国之相关系到国家的兴衰，打算找个机会劝他多读些书。

　　过了不久，张咏回到京城，拜会寇准，老友相见，谈得十分投机，分手时，寇准送他一程又一程，并恳请张咏：“何以教准？”早有准备的张咏语气虽缓，却是脱口而出：“《霍光传》不可不读”。寇准不明其意，回到家里，立马找出《汉书》，翻到《霍光传》这篇，认认真真地读了起来，一直读到文章快结尾了，发现“光不学亡术”一句，恍然大悟，笑着自语：“这个张咏是绕着弯指出我的缺点呀”寇准心中顿觉友谊的温暖。

　　霍光当过汉朝的大司马、大将军，相当于宋朝的宰相，由于他不怎么读书，见识浅显，酿成一些弊病，最终导致家族的败灭。

　　我认识一位诗歌作者，还掌握一点小权，他凭着读点“文摘”或时文，对当今社会形态略有一知半解，但多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，或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，自以为见多识广，经常写些鸡零狗碎的短文，不论县级、市级、省级乃至国家级的报刊，见刊就投，见报就寄，真就是“东方不亮西方亮”，有时人家也关照他多少是个有点权的头面人物，故大名经常出现在各种媒体上，熬的年头多了，倒也混个脸熟，且颇有“良性循环”的效应。我读他的大作不多，但有人不知道我与他是熟人，往往当着我的面，称他的文章是“口水文章”。

　　其实他的毛病并不在于写的“多”，也不在于写的“快”。以我浅见，毛病就出在“不读书”上。不读书还总想把自己装扮成一个“才子”。经常在“大块文章”中表明自己“天生我才”。他曾在一篇短文中说：“我除了上中学时，从语文课本上学过几篇古文，以后再没有读过‘之乎者也’那一套。”还说：“我赞成这样的说法：凡是有出息的诗人作家，一不读鲁迅，二不读胡适，三不读郭沫若”。我以为他一定是精通外国文学，不料他在一次大谈出国旅游、炫耀自己了解多国风情、民俗时却说：“我去过十几个国家，一些国家的文学氛围给我的直感是：如今的俄国人已经不大理睬托尔斯泰了。法国人因为喜欢新潮流，所以没有几个人再看‘巴尔扎克’。美国只有一个作家，叫海明威。英国和德国各有半个诗人，英国的叫拜伦，德国的叫海涅”。

　　清人王永彬说：“齐家先修身，言行不可不慎；读书在明理，识见不可不高”。生活的哲理也真是如此证实的，治理家庭首先得把自己治理好，不论说话或做事，一定要谦虚谨慎，心平气和，别胡吹冒聊，装大瓣蒜；读书更不是装装样子，满书架的书当摆设，或专供外人参观，自己连翻一下也懒得。大凡有真学问的人，没有不读书的，而且都是细读精读，读出书中的精髓，心领神会。从而使自己见识过人，明白事理。

　　当今书店里的书形形色色，读书者还要学会选择。鲁迅先生曾经告诫过青年人：“爱读书的青年，大可看看本分以外的书，即课外书。譬如学理科的，偏偏看文学书；学文科的偏偏看看科学书，看看别人在那里研究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。这样，对于别人，别事，可以有更深的了解”。他还说过：“读书之道，只有两件事：一为进德，一为修业。进德，以诚正修养为归宿，修业，以谋生自卫为正鵠”。看来“才子”不读书，那肯定是个假才子。一个德不进，业不修的人，弄好了也大不了是个“混混”而已。